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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
1月7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舉行，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未出席會議）。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扶持下進入中央政治局。
4月至5月，同朱德等指揮紅一方面軍粉碎國民黨軍第二次“圍剿”。
7月至9月，粉碎國民黨軍第三次“圍剿”。
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蘇區黨組織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上受到排擠，被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
11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
1932年
1月，到江西瑞金城郊東華山古廟休養。
3月，紅軍攻打贛州失利后，停止休養，趕赴前線指揮。
4月15日，發表《對日戰爭宣言》。
5月9日，同項英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反對國民黨出賣淞滬協定通電》。
6月，同朱德指揮紅一、紅五軍團從閩西回師贛南。
10月，在江西寧都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受到“左”傾錯誤領導的打擊。會后，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前往福建長汀養病。
1933年
1月下旬，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
2月上旬，中共臨時中央全面推行 “進攻路線”，清除毛澤東積極防御路線在中央根據地的影響，開展了所謂反“羅明路線”的斗爭。
5月30日，同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為國民黨出賣平津宣言》。
6月1日，同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關于查田運動的訓令》。
8月，在瑞金召開的中央蘇區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作《粉碎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
10月，寫《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成為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
11月，先后在興國縣長岡鄉和上杭縣才溪鄉調查，寫出《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
1934年
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
同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工作報告。繼續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6月19日，同項英等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為國民黨出賣華北宣言》。
7月15日，同項英等發表《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
10月18日，傍晚，帶領警衛班離開于都城，踏上長征的路途。
11月底，湘江之戰中紅軍遭受慘重損失。30日，隨軍委第一野戰縱隊渡過湘江。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緊急會議上，力主紅軍放棄原定向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被采納。
1935年
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實際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
3月，同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3月至5月，同周恩來等指揮紅一方面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6月15日，同項英等發表《為反對日本并吞華北和蔣介石賣國宣》。
6月，率紅一方面軍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西部會合。不久，即同張國燾的逃跑主義、分裂主義進行斗爭。
10月19日，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到達陜西保安吳起鎮。紅軍勝利完成長征。
12月，出席在陜北瓦窯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
12月27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闡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1936年
1月25日，同周恩來、彭德懷等二十位紅軍將領聯名發出《為紅軍愿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提出關于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具體辦法，建議互派代表共同協商。
2月至5月，同彭德懷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渡黃河東征。
3月，向南京當局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五點意見。
6月1日，同朱德發布關于救國救民的主張二十條。
6月12日，同朱德發布宣言，對“兩廣事變”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國的八項綱領。
7月至10月，在陜北保安多次會見美國記者斯諾，回答他提出的有關中國革命和工農紅軍等多方面的問題，并介紹了自己的經歷。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關于國共兩黨關系和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
8月25日，起草《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吁一致抗日。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12月中旬，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實行“兵諫”，扣留蔣介石。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分析當時錯綜復雜的政治形勢，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并派周恩來等往西安參加談判，促成事變和平解決。
12月，撰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1937年
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進駐延安。
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討論和通過《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提出五項國策、四項保證。這個文件實際成為國共合作談判的綱領。
3月，會見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回答她對中日戰爭與西安事變提出的一些問題。
4月至7月，在抗日軍政大學講授辯證法唯物論，其中的兩節后來整理成《實踐論》和《矛盾論》。
5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結論。
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抗日戰爭開始。
7月23日，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提出堅決抗戰，反對妥協退讓的方針、政策。
8月22日至25日，出席在陜北洛川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闡明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任新組成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
8月25日，同朱德、周恩來聯名發布關于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隨后，指導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
11月12日，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全面闡述了對統一戰線和國共關系的意見。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并發言，針對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重申和堅持了洛川會議確定的方針政策。
1938年
春，作出八路軍從華北山地進入到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的決策。
5月，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
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論持久戰》講演。全面分析中日戰爭所處的時代和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批駁速勝論和亡國論，闡述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持久戰的總方針。
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說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長篇發言。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會議結論。會議批準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
1939年
2月2日，在延安黨政軍生產動員大會上講話，號召自己動手，克服經濟困難。
2月5日，在中共中央黨校作《反對投降主義》的講話。
4月下旬，寫《五四運動》一文。
5月4日，在延安青年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大會上作《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講演。
7月至8月，多次作報告，譴責國民黨頑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呼吁繼續團結抗戰。
9月16日，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談話，重申對國民黨頑固派制造反共磨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
10月4日，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闡明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革命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
12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
12月21日，為八路軍政治部、衛生部編印的《諾爾曼·白求恩紀念冊》寫《紀念白求恩》一文。
同月，與人合作撰寫《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12月至次年3月，領導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
1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系統論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綱領。
3月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提出實行“三三制”。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總結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經驗，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
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東南局和新四軍的指示，強調必須放手擴大軍隊，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指出要采取斗爭的方針，“應付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
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分析國際形勢及對中國抗戰的影響，指出：既要警惕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突然事變，又要力爭時局好轉。
11月，起草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復何應欽、白崇禧《皓電》的電報（《佳電》），明確駁斥《皓電》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無理指責。
12月，同從前線回來到中央黨校學習的同志談話，強調干部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性。 | 
